说起吃饭，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国十几亿人，是一个吃饭大国。有史以来，吃字排在头一位。我在网上写文章，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小时候的故事，便是找吃的故事”。

我国的向风（注：浙东土话，指风俗，风气）不好，羞于讲吃。譬如，指责一个人：只知道讲吃的！吃登不了大雅之堂。当然，这是对底层民众来说的，上一层的，则不讲“吃”，谓之“美食”！没有人对美食指责。美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说给底层人听的。

说远一点，人类在爬行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文化，能填饱肚子就行。如此以来，死生有命。能活下来的，大概都有坚忍的品质-----既能忍饥挨饿，也能胡塞海咽。所以吃不大讲究。

人类阶层分化，开始分工协作，占据上层的精英们才有了时间与物质，于是才讲究起吃来。可见吃字，应该源于上层。时间用得久了，俗了，于是推给了下层。

美食出现 了，那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历史与科学业已证明，美食与吃之于人，没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像禾苗，施用牛奶，或则施用人粪尿，结出来的果实并无区别。因此，吃与美食可以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的好处是，善待他人，也可以得到善的回报； 而恶待他人，也必定会得到恶的回报。我虽不相信报应一类的故事，但历史与事实似乎恰恰有了报应。

到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话题重要了起来。羞耻不羞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得吃，高贵与文雅也与身体一起消亡。虽然有人体恤民生，教导大家吃肉糜。而且有人肉也不吃了，只要宫庭厨师变更菜谱，专吃海鲜、武昌鱼与熊掌。而我们还在眼前的事是重新尝试爬行时代的经验。由于退化，尽管我们没有了科摩多龙的强大的口器与消化系统，但我们照样吃下了一切可吃或不可吃的食物或非食物。诸如瘟猪，雷地光鸡，毛坑鸡，树皮，还有麸皮，糟糠，红薯叶，观音土与蛎灰。

吃与死有极相关性。

人的死死生生，到如今能站着说话的人显然还没有饿死。

都饿死了，便什么都没有了。而活着的人，想不饿死，就得反思历史。

历史在深深的尘土下面，而常常有人刮开尘土，为历史涂抹胭脂油彩。因此我们看到的也只有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们的油头粉面。内中的真谛须要极细致极小心的甄别与研判。没有那一份细致的工夫，就往往要吃大亏。

这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利用传统的经验，或固有的风俗模式考量事物，往往上当就骗的原因。 譬如：明明青翠欲滴的蔬菜，吃了竟会中毒；明明晶莹剔透的大米，吃了竟会生病；明明好好的奶粉，孩子吃了竟愚蠢了。

当一件件事情还是孤立的时候，大家责骂的只是生产者的天良丧尽。可是当普天盖地的，大家都是无可逃避的，而且互相伤害的时候，你才知道危机离我们是那样咫近。

癌症村，肝炎村，肺病村-----难道不是报应？

我们没有善待环境，我们得到了立马报应；

我们没有善待农民，我们终于有了报应！

民以食为天，而食是民生产的。本来要吃鸡蛋而善待鸡只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曾几何时我们却打鸡关鸡毒鸡杀鸡而现在鸡不生蛋，或蛋有毒，又怪谁？

我们不说神农、舜因会种地，人民推他为王。但历史以来对于殷实的农民向来受到尊重，这是历史的事实。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

可是曾几何时，公然诬蔑，并籍没富裕农民财产成为国策；打击有知识、有声望的农民成为时代的进步来宣耀。流氓阿飞无赖混混成为了的人上人。

几千万农民饿死，与天灾毫不相干，那是罚勤奖懒的必然结果

当农民失去了土地，当农民无法或不能在田地里致富出头的时候。农民从此绝迹。

没有那个人还想种田，没有那个大学生读大学是为了种田。

从此，中国的田野上固守着几千万生活无望的光棍，固守着数不清的留守妇女与老弱病残，固守着没有希望的文盲与科盲。这七八亿的心不在焉身不由己干非所愿学非所长的农业劳动大军生产着世界第一人口的粮食。

这些劳动大军们知道或不知道空气、土地 、水源的污染，知道或不知道农产品的生产方法，知道或不知道自己生产的东西有毒还是无毒。知道的，他们无力 ； 不知道的他们也无力。

是的，中国有袁隆平，李振声等国宝，可以骄傲。可是中国有几个袁隆平？有几个李振声？

化肥或农药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辅助手段，但当化肥、农药成为不可或缺，成为必须施用而且必须滥用的增产手段时，农产品便偏离了他的本性，成为毒药。

八亿农民能生产无污染的，安全的农产品的能力越来越小，而且代价傲贵。这不是普通人可以企望的。

化肥产量，世界第一。农药产量，世界第一。农产品生产者人数也是世界第一。

------记得小时候看过圣经：人类不心明眼亮，才幸福地生活着。

要是心明眼亮，这饭怕吃不下。